小家庭

　　編者按：G20002014年的大幕已經拉開，中國和世界的大舞臺將上演哪些精彩，令人期待。
　　中國版價值借款觀共同體
　　何  輝
　　2014年，中國好房網有三大趨勢值得關註。
　　第一，中國價值觀應該會產生出更多新內涵。為什麼這麼說？最明顯的一個表現是，自2013年3月以來，中國領導人不管是在外交場合，還是在國內，都反覆強調“中國夢”。“中國信用貸款夢”實際上是個價值觀問題。中國正在嘗試一種建構主義的思路，希望通過對“中國夢”的訴求，來形成對價值觀的統領，並創造價值觀共同體。中國的價值觀共同體在世界範圍內能不能形成？這個目標有挑戰。現在，中國的期望是在周邊國家內形成一個“息息相關”的價值觀共同體。所以，2014年如果有“高訪”或其他一些國際重大事件的話，我覺得，圍繞“中國夢”，中國可能在對外宣傳方面會有一些大動作。
　　第二，民間的經濟力量會進一步增長。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關鍵字行銷14年有一個現象我覺得一定會出現，那就是民間企業會形成新一輪發展。但民間企業的成長空間仍然有限。國有大企業在經濟領域可能會形成一種特殊形態的壟斷形式，它與西方企業的壟斷會有差異。在這種情況下，民間企業的實力增長到底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國家應該怎麼扶持，依然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去解決。
　　第三， 2014年中國國內社會的民主氛圍還會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將獲得新發展。很多因素會促進這一趨勢，包括：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司法制度的改革、社交媒體的發展、公民主體意識的增強、教育的進一步普及以及大眾文化的發展。
　　對推動中國民主建設的因素之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所引發的另外趨勢有必要詳論。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市場作用的增強會影響公權力的發展。為什麼不是一定會促進公權力的發展呢？這背後隱藏著一個社會信任機制的問題。如社會信任機制得以加強，就會導致公權力收縮；如社會信任機制再繼續出現問題，就會導致公權力擴張。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非政府組織，包括每個公民的自治能力加強，很多事情政府就不用費心去管。社會信任機制的建設，是影響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它還涉及到中國價值觀的生產。這個問題在今後二三十年裡都會很重要，不僅僅是2014年或近幾年的問題。▲(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輿情研究所副所長)
　　中日衝突可能性50%
　　劉  迪
　　今年正值一戰爆發100周年。最近日本媒體關於中日存在偶發衝突可能性的報道增多。在2014年，這種危險存在。這是今年中日關係最糟糕的情況。這種衝突，只對少數個人及利益集團有利，對兩國人民都沒有好處。
　　2014年，中日關係會是否更加惡化，取決於東亞地區存在的兩種秩序——即戰後秩序與冷戰秩序的相互調整、平衡。我們知道，在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後，戰後秩序啟動，在國際及日本國內對安倍政權的挑戰發出遏制信號。這一秩序既包括戰中戰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建構的東亞基本規則，也包括該地區國家內部的法律、政治制度。事實表明，這一秩序仍然發揮規制功能。但另一方面，在東亞地區還存在冷戰秩序，例如美日安保條約仍存在，對中國崛起具有遏制因素。如何發揮戰後秩序對東亞地區的穩定作用，消除抑製冷戰秩序的影響是觀察分析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角度。戰後秩序是否可以抑制中日關係更加惡化，我認為成功機會為一半。
　　當然分析預測中日關係未來發展，中日兩國國內因素也相當重要。兩國均存日益增強的民族主義。當前中國民族主義來自民族國家建構過程，而當前日本的民族主義的背景來自於對日本經濟長期蕭條造成的焦慮及中國崛起。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某些個人、利益集團利用民族主義挑起中日對立。2014年，要聚焦這些個人、利益集團的行動。
　　安倍1日在新年賀詞中稱“奪回強大日本的戰鬥才剛開始”。強大的日本能夠回歸嗎？現在還看不到自民黨內部或其他政黨存在安倍有力的挑戰者。但即使新的一年日本運用金融財政政策實現一定程度的增長，因人口老齡化、少子問題以及經濟社會制度已經成熟，日本無法重溫上世紀高速增長的歷史。全球力量轉移不斷傾向亞洲，轉向新興國家。中國
　　、東盟、印度等崛起步伐大勢不會改變。許多學者預測，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仍可維持一個穩定、分配相對平等的經濟體制，但從經濟規模來看，日本將成中等國家，無法對美國承擔更多義務，也無法兌現過多國際承諾。▲(作者是知名旅日學者)
　　改革理論在實踐中磨合
　　劉志勤
　　我對2014年中國的經濟改革發展前景十分樂觀並充滿信心，但是必須明白，在改革過程中存在理論和實踐的有效結合的問題，有的理論風險依然存在，伴隨著政策上的風險。
　　“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提出，顯然是一個大膽的進步。然而，“市場決定論”的前提是我們的市場所有制性質，也就是說，只有一個屬於市場所有制的市場，才可能實現“市場決定性作用”。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和企業所有制是以國有製為主導，並且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關係，關聯十分密切，在這個大背景下，實現真正意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難度會很大。這個矛盾不解決，又會導致頂層設計和市場實踐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妥善解決這個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協調問題對於未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今年面臨的政策風險就是如何掌握好城鎮化進度。從某種程度而言，城鎮化就是就業化，而就業又離不開工業化的發展。現代工業化和以往發生質的變化：大工業搬離了大城市，城市隨著工業走的發展歷程已經改變。中國必須適應新的發展模式，提出符合中國式城鎮化道路。
　　2014年必須關註金融業的深層次危機的爆發。互聯網金融在去年有了長足發展。但是，互聯網金融不是銀行，不能也不應該取代銀行的作用。互聯網的支付寶、餘額寶只是便捷支付和結算的工具而已，不能過高估計其對金融改革的價值，其內在巨大風險必須置於央行監管之下。有些企業的大股東為外國投資方，如果他們掌控中國支付人的信息，肯定不是簡單的金融安全問題了。設想外資隨時撤資，會對支付寶等工具產生摧毀性破壞。我們不能不防。
　　總之，2014年是檢驗理論和實踐的關鍵一年，我們必須認真研究，認真對待新理論，新問題，新實踐。▲(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推進全球網絡行為規範
　　沈  逸
　　2014年也許我們會見證三種網絡安全觀念的博弈，一種認為，網絡安全就是盡可能將網絡空間恢覆成互聯網出現之前對數據和信息的控制；一種認為網絡安全必須以自己單獨或與若干盟友的絕對優勢掌控整個網絡空間；第三種則是從數據流動的角度去理解網絡安全，通過積極合作，自主可控的方式來建設和完善網絡空間。
　　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發達國家可通過模型和深度數據挖掘，非常精準地預測中國整體的理解和發展。這種態勢是中國不可接受的。
　　因此2014年一個焦點就是，中國如何推進全球範圍的網絡空間行為規範。跟網絡安全相關的風險大概有三個方面。一是由實體安全問題引髮網絡安全問題，比如說在防空識別區的問題上，中國和其他國家產生了衝突，一些非政府組織在網絡空間讓這個事情產生一定的交互。由於現在對整個網絡空間的依賴有明顯提升，所以這種事件產生的後果可能會更大。
　　二是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比特幣的出現是一個明顯標誌。在現實空間中，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帶來的破壞力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如何監管也成了一個大問題。
　　三是金磚國家在網絡空間、網絡安全方面可能深度合作。比如巴西峰會上巴西提出搞一個金磚國家數據中心，網絡空間可能出現三足鼎立狀況，金磚國家和美國、歐洲，這可能會出現集中90%以上的數據，而其他國家很少。
　　中國可以嘗試證明，中國確實願意實踐新型大國的行為準則，確保網絡空間的發展讓全球獲益，而中國的利益已深刻嵌入這個開放互聯的世界，並無意複製一個美國那樣的霸權。在此過程中，如何對2014年可能出現的網絡意外事件做出恰當反應，如何應對網絡空間與網下，比如，釣魚島問題的互動，防範可能的網絡攻擊干擾正常的社會運行秩序等，都可能是2014年面臨的威脅和挑戰。▲(作者是復旦大學學者)
（編輯：SN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