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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2014年10月（上）封面
　　復興大武漢已從一個城市的自覺，成為一個國家的期待，而武漢，在恢復國家中心城市地位、恢復武漢人城市自信，最大限度謀求發展，為人民帶來福祉的徵程中，也不忘極目遠眺，找尋在全球版圖中的坐標
　　文｜《小康》記者 鄂璠 武漢、北京報道
　　雄踞武漢東部的重鎮陽邏，有著3000多年的歷史，坐擁長江中游2000公里岸線中最佳的天然深水良港。2014年金秋時節，陽邏港的繁忙一如往日，林立的大吊車伸出它的弔臂，毫不費力地將一隻只滿載著貨物的碩大集裝箱抓起，穩穩地擺放到千噸級貨輪上。
　　陽邏港曾是“裝運皆散貨，往來無大船”的“鄉港”，而如今的陽邏不僅“建大港”，還“興產業”、“造新城”。電商巨頭京東集團華中物流基地落子陽邏，眼下這個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設中，項目總投資70億元，規劃用地6280畝，是目前武漢市最大的單體電商項目。此外，正在陽邏加速建設、全力實施的還有39個工業項目、16個現代物流項目，“港產城”一體化發展已取得了顯著效果。
　　巨變始於2010年。那一年，在“巨龍”長江的“龍腰”上，一座跨越武漢、鄂州、黃岡、咸寧4個行政區的巨型港口集群——武漢新港，以全新的姿態崛起。武漢新港貨物吞吐量在當年12月突破1億噸，成為長江中上游首個跨入億噸級的港口。作為武漢新港的核心港區，2012年7月，陽邏港獲批成為長江沿線首個也是唯一一個試行啟運港退稅政策的港口，推動了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武漢新港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日益增強。去年7月21日，武漢新港陽邏集裝箱港區被大雨覆蓋，習近平總書記一下飛機就驅車70公里來到這裡，他捲起褲腿，打著雨傘，向工作人員瞭解物流等情況，談了10多分鐘。他說，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發揮內河航運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
　　在離開武漢新港的車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提到“復興大武漢”，他強調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發揮得還不夠，有一個復興的問題。
　　鼎盛，距今不過百年
　　城市的發展興旺，向來與“舟車便利”四個字密不可分。
　　1873年，隨著清朝招商局“永寧”號開航，武漢長江水運百餘年曆史序幕拉開。縱橫交錯的水運體系，為武漢贏得了“九省通衢”和“貨到漢口活”的美譽。在武漢對外交通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長江航運，也曾被冠以“黃金水道”之稱。
　　漢口的港口碼頭更是名噪一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武漢對外貿易額曾42年位居全國第二，18年位居全國第三。1918年10月號的美國著名雜誌《Harper'sMagazine》(《哈普》)，用9個頁碼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芝加哥》的文章，作者Walter E·Weyl記錄了當年從“上海溯江而上到漢口”所看到的繁盛商貿景象，“漢口在全國商品市場所處的地位，可與芝加哥在美國的地位媲美”。作者還在文章中稱，“漢口的活力和繁榮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長江流域資源中的大部分通過商品流通的方式流向了漢口”，“漢口港的船可以直達利物浦、海參崴、里約熱內盧”。文章結尾，作者預測漢口“必然會成為中國的工業和商業中心，成為中國的芝加哥、中國的匹茲堡，甚至中國的紐約”。
　　現在的武漢人，提及這段歷史，無不神采飛揚、自豪不已，長江上的汽笛嘹亮猶在耳邊，往來如織的船舶如在眼前，而那鼎盛時期的繁榮與活力，卻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黃金水道”的衰落，而長時間“消失”了。
　　長江航運的衰落、漢口碼頭的沉淪，主要是受到了其他運輸方式特別是鐵路和公路激烈競爭的影響，而水運的衰落同時伴隨的是武漢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下滑。改革開放初期，武漢綜合經濟實力僅次於上海、北京、天津，位居全國第四；而之後，當一座座沿海城市爭相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的時候，在中國近代史上唯一能和“大上海”比肩的“大武漢”卻沒有在這一輪發展中成為“弄潮兒”，武漢的總體吸聚能力呈現出下降趨勢。
　　大武漢的鼎盛時期，距今不過百年。但對於一度迷失了方向的武漢而言，百年也是漫長而難耐的。
　　複活，“水上門戶”的第二次開放
　　直到2004年，一項關於促進中國中部經濟區——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中央政策，給了武漢重新提速的良機。
　　那一年，比“中部崛起”甚至還先行了一步的是“長江水運”出現“復興”的契機，國家要求高度重視水運，充分利用長江黃金水道。交通部批准《長江幹流航道發展規劃》，決定在2020年以前，投資160億元整治長江航道。
　　長江航運首先進入了加速發展的階段。2005年，長江幹線貨運量達到7.95億噸，首次躍居世界首位。2008年，長江幹線貨運量突破12億噸，為美國密西西比河的2倍、歐洲萊茵河的3倍。2011年，國務院正式頒佈《關於加快長江等內河水運發展的意見》，標志著中國加快內河水運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隨著內河水運發展迎來新一輪機遇期，萬里長江雄風盡顯，湖北省希冀通過加大港航項目建設和重塑“黃金水道”，並力爭將武漢打造成“長江航運中心”和“水上門戶”。
　　武漢本來就是因水而興的城市，水運在武漢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而這一次，伴隨著水運發展的再次起航，一個重要的機遇又擺在了急切渴望著“崛起”與“復興”的武漢面前：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勾勒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棋局，“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幹線，推進梯度發展”。與此同時，“長江經濟帶戰略”首次落實到國務院施政綱領中。
　　長江經濟帶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武漢來說有著怎樣的意義？
　　全國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在接受《小康》記者專訪時，將長江經濟帶建設對於武漢的意義概括為“三個有利於”，一是建設長江經濟帶有利於武漢利用產業與人口“雙轉移”契機與城鎮化機遇，促進經濟平穩增長與城鎮化水平提高；二是建設長江經濟帶有利於發揮武漢的科教資源優勢，實施創新驅動推動產業升級；三是武漢的服務業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空間，因此建設長江經濟帶有利於促進武漢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深度融合發展，提升經濟的服務化水平。
　　“長江經濟帶對於武漢來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專有或者特有的機遇，或者說是最重要的機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長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稱。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武漢在長江經濟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長江經濟帶對於提升武漢的地位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尊文告訴《小康》記者，包括11個省市、總面積達203.78萬平方公里的長江經濟帶，是依托著三個“三”來建設的，而這三個“三”中都有武漢。
　　秦尊文具體解釋道，“長江經濟帶要利用好長江，利用長江就是利用它的水運能力，利用水運就必須要有港口，2011年國務院《關於加快長江等內河水運發展的意見》中就提到了三個航運中心，即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武漢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和重慶長江上游航運中心，這是第一個‘三’，即三大航運中心；第二個‘三’是三大中心城市，指上海、武漢和重慶這三個流域中心城市，其中上海和重慶已經被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武漢定的是中部地區中心城市，實際上三大流域中心城市確定後，武漢就有一點和上海、重慶平起平坐的感覺了，無形中提升了武漢的地位，這對於希望創建國家中心城市的武漢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利好條件；第三個‘三’是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這三大城市群，其中長江中游城市群又是以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構成的新城市群，毫無疑問，在這當中武漢是首位城市。”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科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則用第二次“門戶開放”來形容長江經濟帶建設這個機遇對於武漢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長江經濟帶既有歷史的必然，也是現實的合理選擇，更是重塑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新發展模式的戰略性大手筆。
　　脈動，交通“大手筆”成就“大武漢”
　　兩江交匯、三鎮鼎立的武漢，不僅因水而興，還因橋而盛。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以美麗而詩意的名字命名的鸚鵡洲長江大橋，將於今年底建成通車。正在建設中的鸚鵡洲長江大橋，是世界首座主纜連續的三塔四跨懸索橋，也是武漢的第八座長江大橋，而這座大橋的建成通車，不光可以改善武昌和漢陽地區的過江交通，提升武昌南部地區的交通出行條件，而且運行了快20年的城市內環線將外擴2公里，武漢城市交通格局將被改寫。
　　對於武漢而言，長江上的一座座大橋，不僅提升了城市交通出行的效率，更改變了大橋兩側的土地價值，甚至推動了城市區域經濟的更新與優化。
　　1957年9月，萬里長江第一橋建成通車，讓武漢三鎮連成一體，武漢由此成為中部經濟樞紐；1995年長江二橋建成通車，徹底改變了徐東村的命運，農田菜地被高樓取代，如今房價超過萬元……武漢人把這種神奇的力量稱之為“橋經濟”、“橋頭堡”，2000年前後，武漢的建橋速度明顯加快。
　　而建橋，還只是武漢打造“中國中部國際交通樞紐”的一個縮影。
　　在“中部崛起”政策出台的2004年，武漢人傳統的“生活軌跡”開始改變了，那年的7月28日，由宗關至黃浦路的武漢軌道交通1號線一期開通試運營，武漢成為繼北京、天津、香港、上海、臺北、廣州後，中國第七個擁有軌道交通的城市。如今，武漢軌道交通已走到第十個年頭。據武漢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向《小康》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武漢共有軌道交通1號線、2號線一期和軌道交通4號線一期3條軌道交通線路，線網裡程達到了78.63公里，日均客流量約90萬人次，最高峰達到129.1萬人次，年旅客發送量為2.45億人次。
　　隨著2012年12月28日軌道交通2號線的正式開通，武漢正式步入了地鐵時代。如今，無論是居住在武漢的市民，還是遠道而來的客人，都可以沿著不斷延伸的地鐵，觸摸這座現代化城市的脈動。
　　“現代城市的開始源於以鐵路為主要交通的年代，鐵路變為一種力量和精神。”英國學者Kenneth在其所著的《城市的演變》一書中寫道。對於武漢來說，鐵路的確代表著一種敢於超越的力量和精神。武漢並不滿足於在“全國四大鐵路樞紐之一”的位置上止步不前，去年12月28日，武咸城際鐵路開通運營，從此，坐城鐵從武漢到咸寧，僅需28分鐘、30元，大武漢都市圈加速融合。而在武漢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提供的文字材料中，武漢鐵路交通的雄心清晰可見，未來，要“形成以武漢為中心的‘米字形’高鐵網絡，打造中國‘高鐵之心’。提高武漢鐵路樞紐可靠性和區域鐵路運輸效率，拓展武漢樞紐對外客貨運輸腹地範圍，提高鐵路運輸組織效率。”
　　一年前，武漢市人民政府印發的《綜合交通樞紐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為《規劃》)，首次明確提出要將武漢打造成“中國中部國際交通樞紐”。輿論則把這一《規劃》形象地稱之為武漢的國際版“祖國立交橋”規劃。
　　打造“祖國立交橋”，航空同樣不能“跛腳”。據武漢市交通運輸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武漢是中部地區擁有國際和地區航線最多的城市，天河機場是國家民航局確定的全國重要的樞紐機場，2013年天河機場旅客吞吐量達1570萬人次，其中國際及地區旅客吞吐量突破100萬人次，居中部城市首位。”而今年9月初武漢航空貨運方面傳來的一個“喜報”是：武漢市航空貨運線網五年內將覆蓋歐美亞非。在近日會見友和道通集團董事長張煊楠一行時，武漢市市長唐良智說，武漢優越的地理環境及發達的交通疏散網絡，使得在集聚貨源時具有“漏斗效應”，隨著武漢市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航空貨運的需求也會激增。他表示希望與友和道通積極聯手國際資源，共同做強武漢航空物流，促進武漢市形成鐵、水、公、空四位一體的聯運體系。
　　鐵路、水路、公路、航空，既能“腳踏實地”，又能“上天入地”，還能“暢行江河”，交通上的大手筆，讓大武漢的“骨架”更強了。
　　造血，攻堅城市經濟實力核心部位
　　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把交通的發展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因為交通是城市經濟生活的命脈。而有著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精神的大武漢，在強壯城市骨架的同時，還在不斷地為城市“造血”。
　　武漢的城市血脈何在？如何才能讓大武漢勃興？城市主政者在歷史中找到了答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在武漢2049遠景發展戰略專題研討會所做的《實現大武漢的全面復興——我心中的“武漢2049”》發言，開門見山地指出：近代武漢的勃興，與漢口開埠(1861年)、張之洞督鄂(1889—1906年)緊密相關，一時間“駕乎津門、直逼滬上”，成就“大武漢”美名只用了40年左右時間。
　　阮成發所提到的“張之洞督鄂”，在武漢的歷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2009年9月，在武漢召開盛大的張之洞督鄂120周年紀念大會之際，當地媒體在報道中稱這位“近代武漢之父”改變了武漢的命運，讓武漢崛起。著名作家方方在《漢口的滄桑往事》中寫道：“當躊躇滿志的張之洞抬腿由司門口踏上岸時，武漢便註定了它命運的改變。”
　　身材瘦削的張之洞憑什麼改變了武漢的命運？根本原因就在於他為武漢註入了工業大製造的血脈，這血脈至今已流淌了兩個甲子。上世紀五十年代，武字頭國企佈局奠定了武漢的工業地位；八九十年代後，工業在全國地位漸衰；轉眼進入到新世紀，在2011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武漢市新年首次召開的市政府常務會議上，一個宏偉的目標——“工業倍增計劃”被提出——到2015年，工業總產值預計達1.5萬億元，力爭突破1.6萬億元，相當於再造一個武漢工業。
　　彼時，國內不少大中城市已將發展的重點轉向現代服務業，而武漢卻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唐良智一直堅信，“城市經濟實力最核心的問題是工業”。已堅定了“工業倍增”決心的武漢，將“工業倍增”計劃納入全市績效目標考核體系，每月由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協調召開“工業倍增計劃”現場調度會議，建立了“一旬一檢查、一月一調度、一季一評比”的檢查考核評比機制。2011年12月7日，又一次“現場會”召開，會上，唐良智提出，東湖高新區和武漢開發區的工業增速要力爭達30%以上，希望武漢開發區與蔡甸區、漢南區全面合作，做大汽車城，謀求整個區域的整體繁榮；各遠城區要以做大型開發區的氣魄打造各區工業平臺，遠城區工業增速要高於全市平均增速水平及自身上年水平。唐良智希望武漢市的工業投資增幅能夠力爭連續5年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一，至少要保持前三甲的地位。
　　那年，武漢市工業總產值邁上8000億臺階，規模以上增加值突破2000億元，達到2458.8億元，超過寧波、杭州，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由第8位升至第6位；工業投資突破千億，達到1202.1億元，增長42%，增速居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之首。
　　“工業倍增”取得開門紅，數字增長的同時，項目落地和建設進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僅一年多時間里，就有富士康武漢科技園二期、東立電子太陽能、一冶鋼結構擴建等一批10億元以上的重大項目投產。
　　嘗到了甜頭的武漢市，在2013年8月，計划著進一步提升“工業倍增”的速度——2016年全部工業總產值突破2萬億元，到2019年，全部工業總產值突破3萬億元。瞄準這一目標，武漢畫出工業發展路線圖。2019年形成九大產業：汽車及零部件、電子信息產業超5000億元級，裝備製造、食品產業超3000億元級，能源環保、石油化工、現代冶金等高端材料、生物、家電等產業超過1000億元級；形成“大光谷”、“大車都”、“大臨空”、“大臨港”四大板塊。
　　現在的“大光谷”，發展勢頭明顯，東部核心區域已成為新型工業地產開發的戰略要地；在“大車都”，一個龍頭企業——上海通用的落戶，能夠讓24家企業跟隨而至，帶來上百億的投資，這種產業積聚的生成能力令當地驚嘆，而這種“自動播種機”的效應還在持續；定位要求很高的“大臨空”則在朝著成為武漢經濟新增長極的方向努力發展；“大臨港”則如前文所述，在陽邏的領航下，臨港產業新城正在崛起。
　　熱血沸騰起來的大武漢，在復興之路上，正全速前進。
　　復興，從城市自覺到國家期待
　　一座城市的輝煌記憶總是浸入血液，無論經歷怎樣的滄海桑田、坎坷崎嶇，在某個時刻，它就會成為激活你內心驕傲和豪邁的線索。武漢已經迎來了這樣的時刻。“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的壯闊實踐表明，我們正在成為一座被重新激活的城市，一座承接歷史榮光走向新的輝煌的城市。
　　2013年8月1日，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在頭版刊發文章《復興大武漢：從城市自覺到國家期待》。
　　在這之前的7月21日至2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武漢、鄂州等地，深入港口、企業、鄉村、社區，實地瞭解經濟運行情況。除了武漢新港外，武漢的光谷展示中心、武漢市民之家等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給予了充分肯定，在3天時間里至少3次提到了“復興大武漢”。第一次是在離開武漢新港的車上；第二次是在參觀市民之家兩型社會建設展時；第三次是在聽取省委省政府彙報後做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說，湖北要成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對武漢提出“復興大武漢”，他寄予了厚望。
　　對於現在的武漢來說，復興大武漢是宏偉目標，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則是必由路徑。
　　時間再次回溯到2011年，以武漢市第十二次黨代會為節點，武漢城市發展進入新的段落。阮成發在報告中提出武漢的奮鬥目標：以建設幸福武漢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建設生態宜居武漢、文明武漢為支撐，圍繞建設國家創新中心、國家先進製造業中心和國家商貿物流中心，不斷增強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努力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將武漢建設成為立足中部、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國家中心城市，實現大武漢新的偉大復興。
　　在這次黨代會上，“復興”成為了關鍵詞。作為未來五年武漢人奮鬥的願景，大武漢究竟要“復興”的是什麼？梳理三年來武漢市的發展路徑，大武漢的復興思路清晰可見：復興是要恢復武漢的國家中心城市地位；復興是要恢復武漢人的城市自信；復興是要最大限度地謀求發展，而最終目的是要給武漢市的人民帶來福祉。
　　鑄造，2049城市目標之魂——中國中部中心
　　復興之路上，武漢還要做出哪些改變？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武漢還必須學會合作，以“大臨空”板塊為例，“‘大臨空’板塊肯定是要跨出去的，武漢臨空經濟區含東西湖區全域500平方公里，黃陂南部地區約450平方公里及孝感市部分區域，總規劃面積約1100平方公里。”在對“大臨空”板塊的調研中，葉青建議要學學成都市的天府新區，“天府新區就是跨行政區，以成都為主，還涉及到資陽市和眉山市。所以，武漢要建好‘大臨空’，也必須要學會與孝感合作。”
　　其實，武漢與孝感等兄弟城市的“合作”由來已久。“武漢城市圈”的概念已提出多年，在這個“1+8”城市圈裡，“1”即指武漢，“8”當中則包括武漢周邊的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天門、潛江。從“武漢城市圈”概念首次提出，到被國家批准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秦尊文都見證了這個過程。到今年為止，“武漢城市圈”的提法被明確已有十年時間，在這個節點上，這個城市圈應有怎樣的提升？秦尊文認為，這不是它內部要提升的問題，而是要在產業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方面有所加強，而對於武漢來說，則需要在衛生、教育等方面對其他城市有所帶動。
　　在彭智敏看來，“武漢城市圈”從總體來看，無論是體制機制創新，還是產業發展、城市建設等各個方面的進展還是很不錯的，武漢市的龍頭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但是，在前進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例如產業一體化由於多種原因就做得不夠理想。他認為，武漢城市圈的發展還要繼續按照總體規劃，不斷推進城市群的一體化進程，“武漢不僅要加快自身的發展，而且要加強輻射帶動作用，加快產業轉移，實現與城市圈其他城市錯位發展。”彭智敏建議，武漢城市圈還要加強與周邊的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的聯繫，共同打造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中國經濟新增長極；要加強與長江下游和上游的聯繫，共同打造中國經濟支撐帶。
　　對於武漢來說，在學會合作的同時還要培養自己的“領袖”氣質，能夠帶動周邊城市乃至中部地區城市一同“跑步前進”。“要成為大武漢，就要成為一個‘敢當大哥’的城市，要像個大哥的樣子。”葉青說。
　　《小康》採訪的多位專家學者都對武漢要有“大哥”模樣的說法表示認同，在他們看來，武漢已經顯現出一些“大哥”的姿態，不過要修煉好“大哥”氣場，還需在“眼界”方面有所提升。
　　放開眼界，首先要考慮的便是規劃和國際化。“武漢市長期以來對產業的發展和空間的佈局有一些規劃，但是缺乏比較高端的、能引領全局的規劃。”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吳傳清看來，武漢還應該在頂層設計、全局統籌規划上有所加強。
　　不過這一次，武漢動了真格，他們委托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就武漢2049開展遠景發展戰略研究。2049年的武漢什麼樣？在阮成發《實現大武漢的全面復興——我心中的“武漢2049”》的發言中，便可找到答案：“屆時的武漢，將成為中國中部中心，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心城市，在更大範圍、更多領域發揮輻射引領作用，實現大武漢的全面復興。”“中國中部中心，是2049武漢城市目標之魂。”阮成發還對40年後的武漢做出了展望：綜合實力雄厚、科學技術發達、都市大氣恢宏、生態環境優美、文化魅力彰顯。
　　1944年，英國規劃大師P-艾伯克龍比主持編製了大倫敦規劃，這一規劃不僅改變了這座城市的格局，也成為全球城市效仿的經典案例。而幾十年之後的當下，中國經濟總量正衝刺全球第一，處於中國中部位置的湖北省省會城市武漢，在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實現復興的徵程中，正極目遠眺，找尋在全球版圖中的坐標。
（原標題：大武漢的復興之路）